方虎山的大事记载

1930年代初，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密山县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即抗联第4军前身）。1936年被中共满洲省委推荐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39年9月回到延安后，在太行山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东北干部训练班学习，1940年初被分配至八路军某部工作，1942年初在延安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举办的海外工作研究班学习，任第四组（朝鲜组）组长，并参加延安整风运动，1943年在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工作，1945年2月任该校第1区队指导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同朝鲜义勇军开赴东北，同年11月任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政治委员，1946年2月参加镇压通化地区国民党特务和日军战犯联合发动的反共暴乱，同月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宁军区李红光支队（原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政治委员。

1946年12月－1947年4月，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南满根据地的“四保临江”战役，1947年5月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夏季攻势，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

1948年4月任东北军区独立第4师政治委员，10月参加辽沈战役，11月率部进驻沈阳担任卫戍任务，同月任东北军区第166师政治委员。1949年7月任16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1949年7月率166师由辽宁安东抵达朝鲜新义州任朝鲜人民军第6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6师）师长（少将）。

八月宗派事件知乎(八月社是哪一天)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率部参战，连续攻占开城、江华岛、金浦，沿西海岸南下将美军包围在釜山防御圈内。所部被授予“近卫汉城第6师”称号，本人被两次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荣获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美军仁川登陆后被截断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后率部返回北方。

1950年10月任第5军团军团长(中将)，1952年12月任中朝联司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部署反登陆作战。朝鲜战争结束后曾任陆军大学校长。

1955年4月4日，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指出，方虎山“因为在战争末期没有打好仗，所以在党内受到了批评”，他被朴一禹利用，“在背后非议党和国家的政策”。南朝鲜资料称：受1956年8月“八月宗派事件”（即崔昌益、朴昌玉反党事件）连累，方虎山是所谓“延安派”而被“清洗”。1959年以后，在朝鲜官方的公开报道中消失。

为什么朝鲜不听中国劝说，中朝友好关系不存在了吗？

其实所谓的“中朝传统友谊”早就日薄西山，甚至是一去不复返了。

早在1956年（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没有全部撤回国内），北朝就发生了“八月宗派事件”（金日成为了独揽大权，对北朝国内的亲华派（也称延安派）和亲苏派进行了大清洗，毛伟人对此十分震怒），从那时起，中、朝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只不过，为了维护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性，以及自身安全的需要，在表面上，中、朝之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在北朝出现某些困难的时候，中国还会适当的给予援助。

进入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而北朝却依然因循守旧，闭关锁国。这一时期的北朝国内在经历了金氏专权20多年之后，在某些重要的对外政策方面，已经开始与中国渐行渐远。

时间到了1994年，以中、韩建交为标志，中、朝两国在价值观上，实际已经完全分道扬镳。用西媒的话说：中国（实际上）一直都在力争使中、朝关系回归到普通的“国与国关系”，淡化“中、朝友好互助条约”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同盟属性。而北朝对此的反应则是：（1993年3月12日，北朝）第一次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因此可以说，这也是中、朝关系“矛盾表面化”的一个巅峰期。

再往后，关于朝核问题，中方一直秉承多方协商的原则来解决（北朝也意识到中国态度的转变，多次以拒绝参加“六方会谈”来阻挠）。另外，在关于国际社会（以美国为主）对朝制裁方面，中国自2009年以来，就已不再向北朝出口涉核材料。2013年9月23日，中国甚至直接对外公布了一份专门针对北朝的禁运清单（这份清单开具了几十种“两用”技术和设备的具体名目：它们主要作为民用目的，但同样可用于军事用途。其中包括建设核反应堆所需的设备材料和零件、可用作生产化武的生物制剂等）。

这些都足以说明：一方面，中、朝之间的友谊确实是具有“（历史）传统”的。但这个“传统”并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另一方面，中国现在越来越关切自身的、现实的国家利益。因此，即使它（北朝）是（中国）昔日的“传统”盟友，当它做出某些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时，中国也必须要拿出相应的策略来应对。如此而已！~

朝鲜为什么清洗亲中派

由于朝鲜劳动党是由许多不同派别的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政党合并组建而成，因此在其建党之初存在许多派别。

八月宗派事件知乎(八月社是哪一天)

苏联派：这一派以在苏联出生和取得苏联国籍的朝鲜人为主，首领是许嘉谊（Alexei Ivanovich Hagai）、朴昌玉等人

国内派：这一派以日本占领时期在朝鲜国内秘密坚持地下活动的原朝鲜共产党员为主，首领是朴宪永

延安派：这一派以参加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八路军、新四军、第四野战军）、1945年至1950年回国的朝鲜人为主，主要人物包括武亭、金斗奉、崔昌益，大多数人与毛泽东、林彪关系密切。

游击队派：以在朝鲜北部和满洲（现中国东北）地区从事游击队战斗的金日成为核心。

虽然势力最为弱小，但因与苏联人熟悉、首先得到苏联占领军的支持而占有政治上的优势。

在第一届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内，苏联派有3人，延安派有6人，国内派有2人，游击队派有2人，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当时各派的力量对比。

内部斗争与“八月宗派事件”

金日成从苏联回国后，首先清除了北朝鲜共产主义者代表人物玄俊赫。在朝鲜战争中，他先以修复水库不力为由将内阁副首相许嘉谊降职，随后又指责其在吸收党员的问题上搞“关门主义”，阻挠党的扩大，于1951年11月撤消其一切职务。

金日成随后在1951年以“平壤失守”和“作战不力”为由解除了延安派势力最大的人物、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手中的权力，武亭被彭德怀接往中国。 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代表的内务相朴一禹也被解除职务。

削弱了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力量之后，金日成转而对付国内派。在1952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国内派受到攻击和指责，认为他们应该对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的溃败负责。1953年初，开始散布“南劳派（即国内派）即将发动政变”的谣言，金日成随即逮捕了朴宪永和李承烨，并将李承烨创办的培训游击队员的金刚学院师生全部逮捕。

1953年停战之后，李承烨和另外11人以“美国间谍”的罪名被提交公审，其中包括李承烨在内的10人（驻中国大使全五稷、第一届最高人民议会议员金午星、南朝鲜解放游击第十支队长孟种镐、劳动党联络部长朴胜源、劳动党联络部长裴哲、劳动党社会部长姜文锡、内务省干部白亨福等）在停战一周后的7月30日被处决。

金日成随后将矛头转向延安派和苏联派的残余力量，试图将苏联派也牵入这一案件中来，许嘉谊闻讯后自杀。朴宪永于1955年12月被处决。朝鲜劳动党的国内派势力经过这次打击已经全部覆灭。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金日成前往莫斯科列席会议。在他不在国内的期间，苏联派的新领袖朴昌玉和延安派的金斗奉、崔昌益试图在下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联合起来推翻金日成。 这是朝鲜劳动党权力斗争史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推翻金日成的尝试。

金日成得到这一消息后将中央委员会会议推迟一个月举行，利用这段时间组织自己的力量进行反扑。在8月30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崔昌益等人对金日成的领导方法提出批评时，金日成的支持者加以反击，并给对手安上“反党分子”的帽子。

最后会议投票决定将朴昌玉和崔昌益开除出党。延安派的商业部长尹金钦、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戌辉当天即逃亡中国。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在这次会议后为逃避清洗而纷纷流亡中国。这一事件的策划者金斗奉于1958年消失，据信是在监禁中被秘密处决。

1956年9月，劳动党内仅存的一小部分未被清洗苏联派和延安派分子联合要求金日成停止对他们的迫害，但这一抗议毫无效果。 延安派于1958年被清洗完毕，苏联派于1961年被清洗完毕，这两派的幸存成员大多数选择了流亡中国或苏联。

金日成完全控制了朝鲜劳动党，并树立起自己的个人权威。

延安派和苏联派在党内斗争中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50年后入党的许多新党员抱有民族主义观念，认为延安派和苏联派属于外国势力，其成员是外国党的代理人，因此选择支持金日成。

朴一禹(英文：Park Il Woo)早年在中国东北参加革命，担任过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县委书记，当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参议员，是中国共产党“七大”的代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出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内务省相、授大将军衔，1953年晋升次帅军衔，1954年朝鲜内阁改选，改任递信相（邮政部长）。

1955年4月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朴一禹作为“反党宗派分子”被开除出党

八月宗派事件知乎(八月社是哪一天)

八月宗派事件的策划政变

韩战期间，朝鲜广受破坏，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重建及发展经济之用。为此，金日成在1956年6月1日至7月19日出访包括苏联、波兰和东德等多国共产主义国家，以争取更多的经济援助。期间，对金日成渐生不满的改革派官员如金斗奉、崔昌益、朴昌玉、徐辉和尹公钦等趁机于苏联驻平壤大使馆会见，商讨除去金日成的可行性和方法。最终，拥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议席的他们决定在8月2日至4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中弹劾金日成，因据当时的《朝鲜劳动党章程》规定，中央委员会成员可选举党领导人，故此他们理论上也有弹劾他的权力。

为了争取支持，改革派成员试图拉拢金日成的亲信。7月初，朴昌玉先后与外交部长南日和朝鲜女性民主联盟委员长朴正爱面谈，他告诉二人有人会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中反对金日成，并问二人会否参与其中，但遭到拒绝。

同时，改革派又尝试争取中苏两国的支持。朴昌玉先与苏联权臣勃列日涅夫取得联系。其后，驻苏大使李相朝先到访苏联。翌日，朴昌玉又在苏联驻平壤大使馆与该国使节费拉托夫(Filatov)见面。23日，则到崔昌益与费拉托夫会见。另一方面，延安派人又多次到访中国大使馆，并和使馆职员取得秘密连系。当时虽然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颇有微言，但出于与金日成的在韩战期间的个人恩怨和对延安派人被清洗感到不满，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均对政变表示支持。在得到中苏两国的同意下，改革派的尹公钦于8月2日通过大使馆告之苏方他们已经部署好一切。一星期后，李相朝向苏联官员表示他们已议定好几名可取代金日成的人选，又指一旦政变成功，他们会把金日成流放到海外。

而事实上，改革派秘谋政变的消息早在7月下旬已经泄漏，当时身处南斯拉夫的金日成在得悉此事后决定提早返国。7月26日，已秘密回到朝鲜的金日成决定将原本在8月2日至4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延期到8月30日和31日，以让他作出部署。之后，金日成先与各中央委员会成员见谈，他向众人承诺会拨乱反正，又会减少其个人崇拜和对其过错反省。对于那些不肯服从的成员，金日成则以赂贿收买或是加以绑架，令其屈服。同时，他又派遣警察监视改革派成员的举动，并对他们的司机和保姆进行审问。此后，他又召回刚出国的亲信兼武将方学世返国布置防范措施。在会议坐席上，金日成也作出安排，他特意把改革派成员分隔，并在他们身边安插其亲信，用以抑压他们的势力。 然而，对于金日成返国后的各种部署，改革派并没有进行特别的调整，而是静观其变，这间接导致到之后的惨败。